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唐山农民报》1955年4月30日  卢振川)

遵化县第十区，共十一个乡，四十二个行政村，四千三百四十三户。这个区自一九五二年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到现在，共有七十二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全区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做到了发展一个，就巩固一个。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全区的各种生产迅速发展。一九五四年的农业产量，和一九五二年以前比较，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区缺粮户逐渐减少，余粮户增加。自从一九五三年春季到现在，全区新建和修建了四千多间房屋，增加牲畜二千三百多头。农民购买力显著地提高了。一九五四年全区总供应额为六十六万七千多元，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百七十七点七。

这个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以能获得这样大的成绩，区委认真地贯彻了“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精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不懂到懂

一九五二年春季，中共遵化十区区委，开始在东小寨和王老庄，试办了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可是，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件新的工作，不仅村级干部和社干部不懂，就连区委会的委员们也不懂。因为不会领导社，区干部下乡往往是绕开社走，不敢接触社里的问题。有时候社干部主动地到区里来找区委请示工作办法，区委也不敢作肯定的答复。比如：东小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陈泰，到区里找区委书记赵涌兴请示投资的问题怎样解决，赵涌兴只好答复说：“你回去跟社员群众商量吧，大家同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到一九五二年秋收以后，又新建了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区干部不会领导社的问题，就一天比一天地更加明显和突出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便切实按照“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精神，领导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发展，已经成为区委会最迫切的政治任务了。

为了解决区干部不会领导社的问题，区委首先领导区干部学习互助合作政策。决定每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上级党委的有关指示，并且学习了报纸上刊载的有关建社和办社的政策指示和各地的办社经验。区委书记赵涌兴和全体区委委员，在这一次学习中起了带头作用，他们比大家先学一步，然后用自己学习的收获去指导全体干部学习。赵涌兴还经常把自己的学习心得整理出来，向全体干部作报告，启发大家学习。为了使大家在下乡工作的时候也能坚持学习，在每个干部下乡以前，区委便布置学习任务，回来以后要汇报学习情况和检查学习笔记。这样，就在全体区干部当中，造成了一种积极学习互助合作政策的空气。经过一段学习，大家确实懂得了不少的东西。可是，学习的还只是书本上的知识，缺乏在实际工作中的体会，一经深入到社里去碰见实际问题，还是不会处理。所以当时社里的窝工问题、不团结问题等等，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候，有些干部便急躁起来，认为互助合作政策太深，学不了。根据这种情况，区委会进行了研究，决定：一方面以区委为核心，吸收区的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组成区的互助合作指导委员会，经常研究建社和办社中的具体问题；一方面，抽出区委委员扎到社里去深入地研究、体会，学习办法，摸索经验，然后再指导大家学办社。由于当时社里干活窝工的现象比较普遍，也比较严重，区委便决定由区委书记赵涌兴、组织员冯连全、文化教员韩世林三同志，住到鸿鸭屯姜公中农业生产合作社去试点，推广山西省平顺县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的经验，一直搞了半个多月。在这期间，区委会开会都是到鸿鸭屯去开，听取赵涌兴的汇报，从而总结了经验，研究了工作方法。区委委员平时也常到鸿鸭屯去交换工作情况，学习工作办法。经过这样重点深入，集体研究，不仅把鸿鸭屯姜公中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包工包产工作做成功了，基本上克服了社里的窝工现象，而且也确实提高了领导水平。从此，区委委员们对于社里的一些问题摸到了一些底细，也开始找到解决问题的门路了。

在鸿鸭屯姜公中合作社推广包工包产的工作结束以后，区委会总结了这次工作。通过这次总结，大家深深地体会到，要学会领导合作社，首先必须学通党的互助合作政策，研究透彻上级党委有关互助合作工作的指示。但是单靠这些还不够，还必须以党的政策为指导，深入到社里去实验和体会，吸收群众的经验，充实领导能力。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只要肯深入到社里去钻研，社里发生的任何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深入的过程，是发现问题的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是提高群众的过程，也是提高领导的过程。不敢深入，绕开社走，是错误的。深入钻研，开始固然有困难，但是只要经过艰苦的劳动，工作是能做好的。

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

经过在鸿鸭屯姜公中合作社做包工包产工作，区委委员们对于领导合作社开始摸到了一些门路，最于大胆地到社里去解决问题了，过去那种领导被动的局面开始转变。可是，当时会领导合作社的只有四个区委委员和个别的一般干部，绝大多数干部还是不会领导合作社。有些干部下乡的时候，仍然是绕开社走。即使社干部或社员主动找他们帮助解决社的问题，他们也往往是采取推脱的办法。于是区委下决心教会全体干部办社的方法。当时，区委强调提出，任何工作都必须围绕互助合作去进行，每个干部都必须学会领导合作社。为了使全体区干部迅速学会领导合作社，区委采取了以下的几种办法：

第一、区委委员带徒弟。当时把全区二十五名干部分成了四个组，分别由四名比较有经验的区委委员带领，经常深入到各个合作社去解决问题，进行实地学习。入门以后，就放手让他们去单独研究和解决社里的问题。经过这样实地学习，许多干部感到心里亮堂了，工作上也有些办法了，到社里也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了。例如：区公所秘书张振民，经过跟区委书记赵涌兴在一起实地学习以后，进步很快，他到东小寨村陈泰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的时候，在研究了该社的生产情况以后，发现社里的经营有有重副业轻农业的偏向，就帮助社干部纠正过来。

第二、“推进去，拉进来”。经过区委带动，多数干部都敢于单独去解决社里的问题了，但是也有个别的于部还缺乏勇气，存有依赖思想。对于这样的干部，区委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是“推进去”，也就是区委决定叫他到那个社去，发生了问题，和村、社干部共同研究解决，解决不了的时候，区委再帮助他们解决。一种是“拉进来”，就是区委告诉各个合作社，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找哪个区干部去解决。这样，就使勇气不足的干部，也慢慢地锻炼出来了。例如：副区长李绍文，过去总苦于自己的办法少，不愿单独到社里去解决问题。根据这种情况，区委便决定他扎到廖各庄赵瑞农业生产合作社去解决该社于活窝工的问题，该社的社干部和社员们也往里拉他，他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在那里经过半个月的努力钻研，加上区委的帮助，他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领导该社实行了短期包工制，效果很好。

第三、不断地总结经验，丰富区委的领导，提高全体干部的领导能力。在全体干部都敢于深入到合作社去解决问题以后，如何迅速提高大家的领导能力，还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在这方面，当时区委除注意随时通过工作培养干部以外，主要地采取了总结工作的方法。每次区委委员们下去解决社里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而且又比较重要的问题以后，回来就总结一次经验，向全体干部作报告，组织大家讨论。同时区委也注意帮助别的干部总结工作，找出经验教训。这样经常地交流经验，对于提高区委本身和全体干部的工作能力有很大的帮助。此外，县委举办的干部政治学习报告站，对于提高干部的办社能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东小寨陈泰农业生产合作社，自从建社开始，就被两户富农操纵起来，一直操纵了将近一年，他们利用社里的劳动力为他们经营土地，而自己却去搞商业，使社内劳动力受到严重的剥削，影响了社的巩固。区里虽然早就发现了这一个问题，但是不知道究竟属于什么性质和应该怎样解决。后来经县委在政治学习报告站上，联系这一事实，报告了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以后，区干部的思想才开始明确起来，迅速领导该社清洗了富农分子，使社转向巩固。

就这样，到一九五三年秋季以前，全区二十五名干部都能单独到社里去处理问题了，并且有十二名干部开始成为领导互助合作的骨干。

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

一九五三年秋后，随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贯彻，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到一九五四年春季，全区已经发展到四十三个合作社。面临着这种新的情况，仅仅是区干部会办社已经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必须继续深入地贯彻“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精神，使所有基层组织的党员、干部和社干部都学会办社。

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区委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

第一、重点示范，吸取经验，用实际经验教育干部。根据“书记动手”的精神，区委书记赵涌兴、副书记李继增、卢振堂三同志，分别掌握吴家沟吴玉池社、西四十里铺王国藩社、东小寨王万有社三个重点社，在各种工作中先行一步，作出样子，经区委会讨论总结以后，一方面向全体区干部作报告，另一方面通过通报和党、团传授站讲课等形式，向基层党员、干部和社干部作介绍。这样做，既能在实际中锻炼和提高领导，又能深刻地教育干部。

第二，建立互助合作网，及时交流办社经验。一九五四年春季，区委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和实际工作中的体会，在全区，以乡为单位，建立了十一个互助合作网，由乡总支部书记担任主任，由比较有经验的社主任担任副主任，乡总支委员、村主任、社干部、互助组长为委员，每半个月召开一次合作网会议，由区干部参加指导。会上互相介绍工作情况，提出问题，交流经验；解决不了的问题汇报给区委会，请示解决方法。这样做的好处是：节省区委的领导力量，干部提高得快，解决问题及时。例如：鸡鸣村阎满升社，过去包社员的猪圈肥是按圈包，有个别社员为了占社的便宜，故意往猪圈里多垫土，增加肥料数量，降低肥料质量。后来，社里改用了包猪的办法，按猪的大小和积攒粪尿的时间，计算肥料数量，由社里统一垫土。这样，既不影响社员们的积肥热情，又保证了肥料的质量。经阎满升社干部在合作网会议上介绍了这个办法以后，有十三个社也照他们的办法包圈肥了。

第三、老社包新社。为了便于随时帮助新社的干部学习办社的经验，区委提出了“老社要帮助新社，新社要向老社学习”的口号，有计划地动员老社的干部主动地找新社，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还发动新社邀请老社的干部来帮助，使老社和新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样不仅有效地增进了老社和新社的团结，而且能够经常地培养新社的干部，更便于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例如：刁庄子赵洪社，一九五四年新建的时候，不会搞“四评”，牲畜还没有评完又评土地，土地还没有评完又评农具，评了几天没有一点头绪，社员意见纷纷。后来邻村赵庄子老社的主任贾岐主动地去帮助，很顺利地就把“四评”工作搞完了。过去有些社的会计不会记账，经过老社的会计的帮助也学会了。仅东小寨社的会计蔡浩平、王树臣两人，就帮助三道沟、洪山口等八个新社建立了账目。

第四、组织观摩，进行实地教育。区委釆取了两种组织观摩的方法：一种是根据季节组织观摩；另种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组织观摩。前一种办法就是根据不同季节，组织不同内容的观摩会。例如：在春耕期间，就组织全区或一片的乡、村干部和社干部到区委掌握的重点社去观摩如何教育社员服从国家计划；夏锄期间就观摩如何组织使用劳动力；秋收期间就观摩如何进行收益分配。这样做，可以主动地帮助各社解决各个季节中的主要问题，免得临时发生问题临时解决，使领导陷于被动。后一种办法是针对某一时期各社发生的带有普遍性的主要问题，组织专门问题的观摩。例如：一九五四年春季，新建了许多社，有些社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方针不够明确，存有铺张思想，屡次要求大批贷款。仅阎家屯等五个社，就要求贷款八百元。区委便有意地组织四十三个社的干部到勤俭办社的西四十里铺王国藩社进行观摩。王国藩社一九五二年初建的时候，全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其他生产资料也很缺乏，社员们又投不起资，人们都叫他们“穷棒子社”。可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并没有依靠国家贷款，而是依靠了自己的劳动，到离他们村三十五里的迁西县境内深山里去打柴，卖钱添买生产资料。自从一九五二年冬季，到一九五三年春季，他们先后打了价值四百多元的山柴，解决了一些社员的生活困难外，还添买了一头牛、一头驴、三十只羊，两辆铁轮车，另外还有牲口套、肥料等生产资料。以后又继续打柴，到一九五四年春季，他们社里已经有一头骡子、五头牛、两头驴、六十五只羊、十二口猪、一辆铁轮车，还有喷雾器等生产工具。这些东西，用他们自已的话说：“是从山上取来的。”

大家参观了王国藩社以后，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大家深深体会到，只有根据当地条件，面向生产勤俭办社，才能有效地增加社员的收入，使社得到巩固。有些社于部当时感动得掉下了眼泪，表示坚决向王国藩社学习。傅家城村社主任张宝印，原来想向政府要求贷款买牲口，经过观摩以后，他说：“我们也依靠自己的劳动，到山里去取(打柴)。”在这次观摩以后，有三十八个社打柴二百三十万斤，把钱用来购置了生产资料。自从一九五四年春季以来，区委先后组织观摩十多次，每次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五、为了有系统地教育干部，区委还抽出农闲时间，有计划地分片组织小型训练。在训练中，除了有一定的重点内容以外，大家可以自由地提出问题，由区委帮助解决。例如：一九五四年春季，有些乡、村干部和社干部初步学会了怎样建社，但是不会办社，区委就利用挂锄空隙，根据社的性质和距离远近，划分了四个片，以五天的时间举行了小型训练，共训练了三百五十名乡、村干部和社干部。训练中，由区委报告了办社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组织了讨论。讨论的时候，由老社的主任进行辅导。这样大家都感到很解决间题。很多干部反映说：训练班真像百货公司一样，办社中的方法，缺啥有啥，这回对办社可有点门道了。

一年多以来，由于区委采取了上述办法，全区所有的乡村主要干部和社干部的办社能力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现在全区共有驻乡干部四十一名，其中有十六名已经成为领导社的“内

行”，有二十五名是半内行”。共有村级主要干部(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等)三百七十五名，其中有一百四十四名是“内行”，二百三十一名是“半内行”。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除了一名以外，都当上了社主任，或者副主任他们切实地贯彻了“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精神。

（作者为唐山农民报社卢振川，原文刊载于1955年4月30日《唐山农民报》，本文摘自《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